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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贞昌下台送茶叶让人琢磨，岛内舆论称暗示留任者将饱受煎熬******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陈立非】距离去年“九合一”败选过去了两个多月，台“行政院长”苏贞昌终于在1月30日率行政团队总辞。对岛内民众来说，这出“歹戏”虽然总算落幕了，但陈建仁31日将接棒，且行政部门成员多数没有更换，让他们实在难以对民进党当局今年的表现有什么期待。

　　“请各位继续耐住高温、泡出好茶”

　　苏贞昌1月30日召开临时院会并率领“阁员”总辞。他在致辞时称，他这次当“行政院长”当了1478天，真的是殚精竭虑，“当然限于自己的能力有限，还是觉得有些地方我们做得还不够……我们缘尽于此，当整个情势走到这里，需要有人承担的时候，就是我来担待，各位留下来”。苏贞昌自吹自己的团队“是被肯定的、被检验的、被留下来的”，纯度达万分之9999，成色十足。他接着回顾1月12日宴请时曾送大家一个茶壶，“今天我没什么可以送给大家，我送大家一些好茶叶，请各位继续耐住高温、泡出好茶”，还说“有时候不能尽意，所以在茶袋上我给各位留了一张小卡片代表我的心意，请各位琢磨”。

　　有岛内舆论分析称，苏贞昌的“临别赠言”以及茶叶暗示这些留任者未来将饱受煎熬。按惯例，苏贞昌会后与“阁员”合影拍“毕业照”留念。联合新闻网称，他“全程展露笑容，显得十分轻松”。

　　多人留任被批“不可思议”

　　1月31日，陈建仁将就任“行政院长”，全部“内阁”成员名单已经确定，除了“内政部”“文化部”“财政部”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有异动外，其余部会首长均获留任。台媒30日称，前台北市议员梁文杰将接任陆委会副主委，引发普遍质疑。2011年11月，当时的台北市议员林瑞图爆料称，郑文灿(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和梁文杰在同年6月前往澳门，接受博彩大亨陈盈助的招待，并无偿受赠约50万澳门元的赌场筹码，当时郑文灿是民进党桃园县党部主委，并参选桃园“立委”，梁则为台北市议员，担任民进党发言人。梁、郑随后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告，诉请林瑞图赔偿两人各200万元新台币外，同时向士林地方法院提起自诉，控告林诽谤罪。但法官认为林瑞图已经合理查证，而且是就可受公评之事进行评论，判决郑梁二人败诉确定。国民党“立委”李德维30日称，当年备受争议的郑文灿与梁文杰都将担任要职，蔡当局的用人标准到底在哪里？“立委”郑丽文痛批，完全不见梁文杰有何两岸经历与专长，民进党完全没有检讨败选原因，只见政治酬庸与派系分赃。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也表示，两岸事务相当复杂，且情势严峻，陆委会应找有经验的，而不是找在脸书骂人或上政论节目胡扯乱扯，扮演网军角色的人，他无法胜任陆委会这么重要的工作。

　　台“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获留任也被视为“不可思议”。中时电子报1月30日称，陈吉仲先前多次透露会回大学教书，回老家养猪，各界也猜测他将下台走人，没想到居然获留任。分析称，关键在于陈吉仲惯用补助政策，下任“主委”若无法延续，恐会招致批评，导致这一职位乏人问津。有农业学者认为，陈任内将台湾农业彻底打造成“福利事业”，还有农民不留情面地直言，“陈吉仲下台”才是最刻不容缓的农业政策。他有诸多争议，包括“1450事件”、开放莱猪、“班班吃石斑”未兑现、农产品出口成问题，只能不断使用补贴来掩盖施政不力。

　　上任后第一个冲击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台安全部门除了“国安局长”陈明通下台外，“外交部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邱国正与陆委会主委邱太三均留任。前民进党“立委”林浊水1月30日质疑称，兵役延长、应对解放军军演失当以及“论文门”都是民进党当局声望急挫的最大原因，针对处理两岸关系，民众评价也偏低，“但是政府人事异动，国安三巨头纹风不动合不合理？”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称，“行政院正副院长”都有学术伦理问题，难以成为社会仰望的对象。国民党要自我检讨，以此为鉴，更要努力团结，让民众信赖，以2024年下架民进党为目标，为台湾找出路。新的一年，他希望海峡两岸都能以对话取代对抗、以谋和消弭战争，回到10年前两岸的和平与繁荣。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说，这次“内阁”改组非常平庸且没有特色，可能都只是基于党内派系的利益。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隆更是气炸了，1月30日炮轰陈建仁“内阁”都是一堆“破铜烂铁”，让他不禁感慨蔡英文当局似乎是被虐待狂，常常搞那种授人以柄的事，然后被在野党和民众鞭笞。他说，31日陈建仁就要粉墨登场了，“正副院长”加9个新部会首长和发言人共11人，约占1/3，苏“内阁”成员2/3留任，基本上是小幅改组，并没有呼应社会主流民意希望全面或大幅改组。

　　台湾《中国时报》1月30日评论称，当局“新瓶装旧酒”看不出改革，但面对2024年选举，连打3场胜仗的国民党别想着靠“争议内阁”捡到枪，赶紧推出最强人选，才能好好为民众做事。《联合报》30日的社论称，港媒援引相关分析认为，一旦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窜台，解放军将采取“更加全面、震撼的行动方式”，借势把反“台独”军事行动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而岛内新安全团队上任的第一个挑战，就是麦卡锡可能窜台的冲击。蔡英文当局将陷入两难，如果热烈欢迎麦卡锡，可能会得罪拜登政府；但如果不欢迎，又会得罪主导众议院的共和党，“不可不慎”。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